六十载： 十二怒汉永无变色之怒
1957年，美国拍摄的《十二怒汉》电影剧照。 资料图
“如果想找一个理解美国法律制度的捷径，有几部经典的美国法庭电影值得一看。”这是法律学者周大伟1990年代初到美国学习法律时，一位美国律师开出的“良方”。
“对于很多西方人来说，像我这样的一个亚洲人——特别是来自中国的年轻人，在这个陌生的西方国家学习一种与自己本国法律传统差异甚大的学问，实在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周大伟在一篇文章中记录下当时的一幕，那位美国律师在雪白的纸巾上写下几部电影，“12 Angry Men”(《十二怒汉》)放在第一的位置，格外醒目。
多年之后，他也把这部电影介绍给自己的学生。
一间局促的屋子、12个彼此陌生的男人、充满96分钟的对白……《十二怒汉》这样一部场景单一、设置简单的黑白电影，1957年在美国上映后距今已经过去整整60年，却依旧被视为经典。如今在全球权威电影排行榜IMDB的Top250中依旧占据第五的排名，在豆瓣上拥有9.3分的高分评价。
在美国，《十二怒汉》是法律题材电影中的经典之作，也是探讨美国陪审员制度和法律正义的经典之作。在中国，这同样也是法学院老师们在讲到陪审团制度的时候，常常会推荐的一部电影。
但是法律问题，显然并不是这部老电影能够流行60年的全部核心，原剧编剧瑞吉诺·罗斯已于2002年去世，他的儿子在2012年接受一个关于他父亲的采访时说：“我希望今天的人依然能从这个故事当中学会如何包容和宽恕，学会与人类的偏见本性抗争，而不是与之沉沦。”
你我皆是法官
1954年，编剧瑞吉诺·罗斯根据自己亲身经历的一次案件创作了电视剧《第一工作室：十二怒汉》的第七集。后来，好莱坞巨星亨利·方达看到了这个作品，买下版权并邀请西德尼·吕美特执导制作电影。
影片的拍摄只花了19天，成本不足35万美元。发行公司安排影片在复活节周全线公映，结果可想而知，没几天就下线了。虽然成本不高，但是最后《十二怒汉》仍旧是连成本都没有收回，以至于电影的制片人、主演亨利·方达从未收到过他的酬劳。
尽管如此，亨利·方达一直认为这部电影是他所拍摄过的最好的三部影片之一——另外两部是《愤怒的葡萄》(1940年)和《龙城风云》(1943年)。而首次执导长片电影的导演西德尼·吕美特也一炮而红。本片获得了当年的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并提名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和最佳改编剧本三项大奖。
电影中，12个具有不同职业背景和生活经历的人被挑选成为陪审员：有高中橄榄球队的教练、建筑师，有股票经纪钟表匠、销售员、广告商，也有脾气暴躁的新贵族……就是这样一群人聚在一起，在旁听了连续几日的庭审之后，决定一个来自贫民窟的18岁小混混，是否在一天午夜用刀杀了自己的父亲，是否应该被送上电椅。法官说：“在本案中已有一人身亡，另一个人的生死掌握在你们的手中。”
没有懂法律的行家，也没有证据学专家，一群着急离开闷热小屋的外行人该如何处理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这一条人命？电影没有更多的交代。
美国一家华人杂志社的编辑蔡越在移民美国20多年后，有幸体验了一把做陪审员的经历。在她参与的案件中，洛杉矶高等法院的法官解答了这个问题，“陪审团，刚才你们已经听到了两造律师的开场白。请注意，开场白是双方律师的‘声明’，而非法律意义上的‘证据’。接下来的3个星期，你们会聆听到证人证词，看到资料，这将是你们断案的重要依据……本案中，你、我皆是法官。我是法律上的法官，你们是这个案件的法官。我告诉你们法律框架，你们找出事实，判断对错。你们不需要懂得法律，只要根据证据、常识和内心的良知来判断即可”。
而在《十二怒汉》中，影片通过陪审员的讨论，摆出了案件的证据：有两个邻居声称自己看见了被告持刀杀人，听见了他高喊“我要杀了你”，并仓皇逃跑；刺进父亲胸膛的刀子和被告曾经购买的弹簧刀一模一样。而被告声称从午夜11点到凌晨3点之间在看电影的证词极不可信，因为他连刚看过的电影的名字也说不出来。
被控告的男孩没有名字，证人没有名字，这些陪审员也没有名字，他们被称为1号、2号……12号。这些陪审员，有的对移民的黑人少年抱有敌意，认为小混混一定能够做出杀父的举动；有的因为父子不堪回首的恩怨，而认为天下所有的儿子都品行不端，有的则只想尽快结束这场扮演“正义使者”的闹剧……
案件看起来也是证据确凿，他们只要一致表决通过有罪，就可以完成使命。被关在会议室的陪审员们猜想，大概几分钟就能搞定。但是只有由亨利·方达扮演的8号陪审员却坚持投了“无罪”的票，11比1。他并没有什么证据，只是觉得涉及一条生命，应该“再讨论讨论”。
在一次又一次激烈的争论中，陪审团中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本案有着诸多的疑点，如果大家都不负责任地投了“有罪”票的话，将会白白断送一个年轻人的性命。原本确凿的证据开始出现疑点，心怀偏见的人也慢慢放下成见，经过6次记名、不记名的投票，最终汗水湿透衣服的陪审团一致表决——“无罪”。
这部影片被评价为充分体现了美国陪审团制度的特点：即不是证明嫌疑人无罪，而是证明该案子证据不够充分，无法定罪，这也是美国法律制度中“宁可放走一万，不可错杀一个”的例子。
《十二个温柔善良的日本人》剧照。资料图
无论在哪个国家和时代，
这部戏都不会过时
“如果不是强制学生们待在教室里，拉上窗帘，给他们放《十二怒汉》，应该很少有人会在家看这样一部电影。”周大伟坦言。这样的一部黑白老电影，实在没有什么让当下年轻人感兴趣的因素，“一开始甚至有些沉闷，但是就在一个拐点——8号投了反对票，矛盾冲突就开始出现，调动起大家的兴趣”。
当然这部电影并不能以娱乐因素和兴趣判断，周大伟说，看过这部电影的观众已经可以理解和接受“疑罪从无”的现代文明社会的规则。更重要的是，人们可以保持独立思考并融入理性思维，人性中的公平、理性、良知、偏见、虚荣、恻隐、自私都在这部经典作品里得到最好的诠释。
2010年，当话剧导演田水第一次看到这个剧本的时候被深深地震撼了。“我们不能仅凭5分钟来决定一个人的生与死！”一句台词就打动了她。巧合的是，改名为《12个人》的话剧，也是她第一部做导演的话剧。
在此之前，田水是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没有学过法律，也并不想要做一个只有法律人看的剧。她认为，这个故事最让人感动的是对生命的尊重，所以无论在哪个国家、哪个时代，这样一部戏都不会过时。
《12个人》保留了原剧的形式、内容，7年来，参演这部戏的男演员已经有50多位，他们不仅在一票难求的剧场里演出，也已经走遍了上海的大学。
12个人代表了不同的阶层，他们价值观迥异，但最终，他们告诉了我们尊重生命、合理怀疑、平和处世、冷静思考的重要性。田水希望话剧探讨的是对生命的尊重、对公正的责任等深刻问题。
正如蔡越在法庭上履行公民义务的时候学到的一句话，“陪审员不需要懂得法律，只需要按照常识和内心的良知来断案”。
这良知是共同的，这大概是田水无论在伦敦的剧场，还是中国的剧场，看到观众对各种版本的《十二怒汉》的反映和理解都惊人相似的原因。
在这样的底色之下，各国对《十二怒汉》的改编也就顺理成章，并加入不同国家面临的社会议题。在美国版《十二怒汉》之后，它还被日本、俄罗斯、中国等多次改编搬上大荧幕，以此为剧本的话剧也不时在全世界各地上演。
1991年，日本据此改编的《十二个温柔善良的日本人》上映，该剧增加了多个女性角色。陪审团对罪案的意见也有了颠倒性的变化，11位陪审员认为被告无罪，只有1位陪审员坚持有罪。同样是法与情的冲突，却有了更多日本社会的印记。
1997年，美国重拍的版本，在陪审团中加入了两个黑人成员，把原版上映时美国社会还未形成的两性与种族平等的新主流价值观注入其中。
俄罗斯的《十二怒汉：大审判》，则将嫌疑人设定为一个车臣男孩，被控谋杀俄罗斯军官养父。这让《十二怒汉：大审判》充满了浓郁的政治气息，陪审团在叙述中把俄罗斯历史和社会的流变也夹带其中。
俄罗斯版《十二怒汉·大审判》剧照。 资料图
最近的一个版本是2015年上映的中国版，某所政法大学的学生家长组成的模拟陪审团，仇富、地域歧视、溜须拍马等颇具中国特色的矛盾成为其中的核心。
曾经做过律师的孟静说，大学的时候老师曾经推荐过《十二怒汉》，但因为当时还处在校园之中，对于人性的理解也并不像今天这样深刻。当看到该剧时，已经辞职创业的孟静就推荐给了自己的客户们，“法律人的内心深处，除了自己对公平正义的向往之外，也希望这是个法治的、平等的社会，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应该具有这样的意识，放下自己的情绪，珍惜自己的权利”。
承担起作为法律人的责任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金海军看《十二怒汉》的时候，已经工作多年，“记不清是在网上还是电视上看到的，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如果早一些看到，一些感悟和体会能够更早形成”。
之后他又看过很多遍这部老电影，也希望能够推荐给更多的年轻学生们，“不仅是为了解英美法系的陪审团制度，在美国法律架构下的审判作用，还有合理怀疑、刑事诉讼方面的规则等，对于我们当下都有一个很好的借鉴作用。我们讲人命关天，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面对生死都不会是冷冰冰的”。
60年前的一部电影，对于当下的意义仍然存在，金海军认为，对此，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需要弥补。同时金海军也期望，借由8号陪审员在剧中通过证据推理、坚持理性而一步步说服大家的过程，启示学生们能够在走出校园，成为职业法律人之后，像电影中的陪审员一样尽责尽力，承担起作为法律人的责任。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位拉美裔大法官索尼娅·索托马约尔这样回忆自己第一次看《十二怒汉》时的感受：“那是我生命中最关键的时刻，当时我正在为将来何去何从而作难，西德尼·吕美特为我指明了前进的道路。”
索尼娅·索托马约尔。资料图
虽然亨利·方达因此剧被选为百大银幕英雄的第28位，但是在剧中，他就只是一个履行陪审员责任、坚持“再谈谈”的8号而已。
蔡越在关于做陪审员经历的文章里坦言，其实收到信的时候，她并不太愿意做陪审员，要丢下工作3个星期，还要每天朝九晚五到交通最拥挤的市中心法院报到。陪审员每天要在法庭上坐七八个小时，只能听、不能动，不能说一句话。人人精疲力竭，腿和脚都肿了。
当法官问她，“你愿不愿意敞开心胸，聆听证据？”的时候，一个“不”就能如愿被淘汰的蔡越，却回答了“我愿意”。她说望着宽阔墙壁上那架象征着“公平、公正的审判”、带着绿色铜锈的古老天平，再环视法庭——这代表着人世间尚存正义和公理的地方，我忽然说不出“不”字来了——那实在超过了我的底线。
周大伟也曾收到过美国法院要求他做陪审员的信件，“陪审员是一种公民责任，通常你的老板也不会有异议，工资照发。有的遇到重大案件还不能回家”。周大伟解释说，“法官只负责审判、宣判，而这12位陪审员负责定罪。政府不会干预，由法官负责审判，人们对法官也不信任的时候，那么就找12个人来决定”。
按照规定，在法庭外，陪审员不能和原告、被告及双方律师，还有法官等，说话、打招呼，甚至不能眼神接触。
最后蔡越他们在与《十二怒汉》设置相似的一间陪审员室里，决定一名清洁工和美国最大的清洁公司之一KBM之间的输赢，甚至决定了KBM应该赔偿的金额。法官不会问金额是如何得出的，陪审团决定多少就是多少。这也让法官最后的总结有了意义，“并不是国会把权力赋予人民，而是权力从来属于人民。陪审团制度，使权力保持在人民手里”。
周大伟认为，其实美国人也不是天生的懂法，也是从一个个案例当中得到启蒙，明白司法公正、善待生命的理念等。
无论是《十二怒汉》，还是蔡越所参与的陪审团，都在步出法庭的时候回到了自己的生活。电影中，8号陪审员和9号陪审员互通姓名，握手告别，便分别融入了人群中；蔡越则抱着从农贸市场买的西瓜走在回家的路上，如果有人侧目，则会看见她的微笑，并在心中默默祈祷；“唯愿这个世界上，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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